晚潮｜蒋百里的传奇生涯

潮新闻客户端 陈侃章

留日“二蒋”确实拔萃，蔡元培在《自述》中说：“那时候，我国的留日学生……《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和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精英层对他们的欣赏溢于言表。由于蒋方震以字名世，本文也称百里为主，以方震辅之。

(资料图片)

蒋百里的军人照。

一、不党不群，影响巨大

蒋百里与蒋尊簋是求是书院（浙大前身）同学，两人惺惺相惜，情深谊长。1901年4月，蒋百里、蒋尊簋从上海乘船东渡日本留学，蒋尊簋是官派，而蒋百里是自费。到达东京后，他们又结识了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自此成了终生莫逆。

三人都想进日本士官学校，但须先进其预科成城学校学习。中日两国约定，凡入校的中国学生须有各省主官的咨文印结，由中国驻日公使行文日军参谋部批准同意才可入学。蒋尊簋有官派文书，而蒋百里和蔡锷是自费，没有官府手续是进不去的。两人央求梁启超帮忙解决。梁启超神通广大，请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与成城学校疏通，还有说，梁启超又出面请盛京将军赵尔巽为蒋百里取得保送资格才得进入，这也是蒋百里回国后到东北任职的原因。

蒋百里、蔡锷终于与蒋尊簋一起进入了成城学校，1903年12月，三人又同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蒋百里与蔡锷学步科，蒋尊簋学骑兵科，毕业考试时蒋百里步科第一，蒋尊簋骑兵科第一，初步印证了章太炎对两人的期望——“浙江二蒋，倾国倾城。”加之蔡锷，时人称为“士官学校三杰”。

“二蒋”参与《浙江潮》的创办，是主要撰稿人。《浙江潮》主编为孙翼中，而发刊词由蒋百里撰写，文如钱江潮水，气势磅礴：

“我浙江有物焉：其势力大，其气魄大，其声誉大，其带有一段极悲愤极奇异之历史，令人歌、令人泣、令人纪念……至今称天下奇观者，浙江潮也……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

当时的日本也是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一派是康梁领导的维新派，一派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双方有研究系、光复会、同盟会等，以后风起云涌的人物如蒋尊簋、张孝准等都参加了相应组织。蒋百里在情感上与梁启超最亲，在思想上接近革命党。他虽然活跃，但没有加入任何一党，即使以反对集体归国为宗旨的“维持留学同志会”，蒋百里也没有参加，而他的恩师陈仲恕、同学蒋尊簋、张孝准都是其中成员。蒋百里不党不群，终生都未加入政党，这对日后的军政之路有一定影响。诚如此，蒋百里因为口才好、文章佳、学业出色，为人谦和，所以在留日学生中还有巨大声望。

陶菊影著《蒋百里传》书影。

二、归国又出国，怅然复怅然

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中国学生成绩优异，各省督抚纷纷抛出橄榄枝。据陶菊隐《蒋百里传》载：蒋百里受到了浙江巡抚张曾敭的注意，邀请他到浙江练兵，并让他出任第二标统，而蒋百里婉辞不就，荐蒋尊簋以自代。这一说法由于出自陶菊隐之笔，以后踵继者纷纷。但这说法尚未查到文献依据，按逻辑和常理不大可能，因为蒋尊簋是浙省官派留学生，由浙江前巡抚刘澍常保送，且蒋尊簋是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第一，蒋百里是步兵科第一，双璧相辉，从社会活跃度蒋尊簋又比蒋百里稍强。浙江当局必先招回公派，因为他们有义务回国效力，而蒋百里是自费前往，不受约束。事实也证明蒋尊簋受邀后回浙练兵，出任标统。而蒋百里未回浙江，奔赴东北重地。陶菊隐先生是新闻界巨子，所写《蒋百里传》出版早，影响大，且文笔流畅，语言凝炼，然行文有些纵笔，硬伤不少，史学语言欠缺，对此将专节举例，此处暂按不表。

蒋百里归国的第一站是到盛京将军赵尔巽处任总参议。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当年蒋百里入成城学校是赵尔巽保送，还有一层因素是蒋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其时已任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幕府，所谓师爷也。

赵尔巽聘蒋百里为总参议是想编练新军，然在东北军推行新军事思想，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张作霖竭力抵制，蒋百里虽说是赵尔巽请来，但并非“强龙”，重要的是赵尔巽也不敢开罪旧军人。如果蒋百里推行训练新法，首先得罪旧派军人，不但无法开创局面，即或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陈仲恕看到了情况的严重，劝蒋百里尽早离开险境，蒋百里随之向赵尔巽汇报。开明的赵尔巽于是公派蒋百里、张孝准和林摄三人赴德国实习。

蒋百里在德国。

蒋百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换来了德国的军事游学机会，让他领略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蒋百里到德国陆军第7军担任连长，受到德国名将兴登堡的器重。又由于蒋百里多才多艺，加之会德语交流，很快便融入到军人生活中。三年多的学习，使蒋百里的学识又上一个新台阶，为他文韬武略的军人生涯打下了扎实基础。

蒋百里学成回国时，赵尔巽已不在东北，于是蒋百里来到日本士官学生云集的北京谋求发展。时任禁卫军协统（相当于旅长）的良弼聘蒋百里当标统（相当于团长），但蒋百里认为自己在德国只不过是一名连长，要求任管带（相当于营长）即可。

后来赵尔巽再度出任东北三省总督，得知蒋百里在禁卫军所任并非重职，便力邀他到东三省任督练公所总参议。蒋百里再度出关。

武昌起义发生，辛亥革命风暴卷到了东北。赵尔巽是清廷官员，自然要保持清廷地位不失，因而成立了奉天保安会，自任会长，张榕、蒋百里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张作霖为军事部副部长。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容不得不同派系，施展手段枪杀张榕，下一个目标是蒋百里。恩师陈仲恕又一次洞察先机，催他快速离开奉天，蒋百里赶紧逃出东北。

蒋百里仰天长叹，两次带着激情来奉天，两次带着失望离开，面对风云激荡的中国，不但寸功未建，竟然还无处落脚，满腹的惆怅无边漫起。

蒋百里骑马军人照。

三、自杀失败者，段祺瑞捣乱

蒋百里带着落寞的心情回到了浙江。

闻蒋百里南归，蒋尊簋为其洗尘接风。又从蔡锷口中得知，已推荐蒋百里到民国政府任参谋总长。然孙中山、黄兴认为：蒋方震非同盟会员，又未公开参加过革命，资望不足，没有同意蔡锷的推荐。

蒋尊簋见蒋百里不为民国政府所用，即聘他为浙江省都督府总参议，使长年飘泊在外的蒋百里心境由阴转晴。

然而好景不长，蒋尊簋被袁世凯冷落，1912年8月份辞任，蒋百里这个总参议也离职，乃回老家峡石闭门读书，后赴北京寻觅机会。

其时袁世凯一手创办的保定军校因校长赵理泰处事不力，正闹学潮，且愈演愈烈，有被解散的风险。

袁世凯身边的荫昌与陈仲恕推荐了蒋百里，认为蒋百里能当好保定军校校长。袁世凯久闻蒋百里才干，所荐正合其意，于是直接下令给陆军总长段祺瑞，委任蒋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

然而此举使段祺瑞不悦，因为保定军校隶属陆军部直管。袁未商量，就直接决定校长人选。段则有意把袁的命令压下，暂时不予发表。

其时蔡锷力邀蒋百里去云南出任民政长。但蒋百里不知袁有任他为保定军校校长的打算，乃向段辞行。段认为，民政长是个名利双收的美职，军校校长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于是把袁拟他去任保定军校校长之事给百里说了。一旦蒋辞谢，对袁世凯他就可交代，如此保定军校校长就可另行物色。

哪知蒋百里一听任他为校长，此正符合他实施建军方略。便说总统和总长有此意，他就不去云南，而愿去保定军校任职。段祺瑞反复述说保定军校乱象，但蒋百里还是愿知难赴任，段祺瑞只得颁发委任状。

这一不发自段内心的任命，为蒋百里半年以后的壮烈埋下了伏笔。

1912年12月15日，蒋百里抵保定出任校长。经过大量调研以后，蒋百里召开全校会议发表讲话，表明了非办好军校不可的决心！

“今世之谈陆军者，不曰德国，即曰日本。这两国我皆到过，其军队我皆深入考察过。他们的人也不是三头六臂，他们的办法也没什么玄妙出奇……我这次来奉命长校，一定要使本校为最完整之军校，使在学诸君为最优秀之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良好之军队。我必当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万一不效，当自戕以谢天下！”

成功成仁的话都包含其中。然而蒋百里对当时军政混沌情况了解不深。

保定军校生源复杂，在1000多学生中，一类倾向革命，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一类对政治并不关心，只沉浸于学业，以便毕业后有个好前程；还有一类是顽固守旧的满旗学生，拥护旧有统治。相当一部分人有赌博、纵酒、逛窑子的恶习。

蒋百里进行大刀阔斧改革，重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撤换原来速成学堂出身的教官和下级军官；严申军纪，灌输军人须有饱满的精神。

人事调整、教学改革、奖罚严明有助于学校风气改善，但随之陷入派系斗争中。因为军校由陆军部军学司直管，拨款、用人、教改都需军学司批准。而军学司的魏宗瀚、丁锦是段祺瑞身边的红人，知道蒋百里并非段系人选，因而对上报的改革方案处处刁难和推诿，使蒋百里举步维艰。北洋速成派与日本士官派明争暗斗，也愈演愈烈。

其时，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宋教仁谋杀案。保定军校不少学生离校投入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由此影响到蒋百里扩建军校计划无法推行。这份计划得到了袁世凯的首肯，蒋百里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予以宣布。当他把计划报到陆军部后却没有音讯，通过总统府军事处询问，依然推诿不复。蒋百里亲赴陆军部交涉，但陆军部推说拿不出钱款支持。

蒋百里越想越失望，这份改革计划得到总统和总统府军事处的赞同，他又在全校师生会议上公布过，影响很大。如果做不到就是他的失信，他决心履行他如做不到对全体师生许下过的诺言。

6月17日晚，办公室灯火通明，蒋百里给教育长张耀亭写了遗信，又给好友蔡锷写下永别信。给张耀亭信中说：“仆于校事，不能尽责，今以身尽职……十年知交、半年同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朝永别，能不惨烈！”

几封信写好后已是6月18日凌晨。他让号兵吹号集合，5时整，保定军校1000多人齐聚尚武堂前听校长训令。

蒋百里着装整齐，向到会人员说：“我到校后曾经要求你们，我要你们做的，必须办到；你们要求我做的事，我同样也要办到。我办不到的我要责罚我自己，我自己不能尽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勤务兵李树义见校长近日行动反常，一直留意他的举动。当看到校长越说越激愤，伸手摸向腰际掏手枪时，他便奋不顾身跳上讲台，使劲拉校长的右手，但枪还是响了，不过这一拉，使射出的子弹偏离了心脏，鲜血从蒋百里军装渗出，他倒在了地上。

惊天动地的一枪迅速报到了袁世凯处，袁世凯马上请日本公使馆派出医生用专车赶赴保定，看能否救治蒋百里。

袁世凯下令彻查，查后段祺瑞推说这事是魏宗瀚与蒋方震私怨造成，与公事无关。而其时南北双方扬剑出鞘，袁世凯决心武力镇压，也不可能为蒋百里之事与段祺瑞闹翻，加之蒋百里已无性命之忧，这件事就这样淡化了。

蒋百里书法。

四、情场胜利者，袁世凯作媒

蒋百里自杀重伤，袁世凯请派日本军医平户和护士佐藤火速赶到保定。平户军医察看枪伤后，向教育长张耀亭道贺：“这是奇迹，子弹由两道肋骨穿出，心脏小叶仅仅擦伤，性命无危险，手术没必要。但需长期休养，精神的抚慰比治疗更重要。”

袁世凯闻报后，要求至少留一医生在保定照看蒋百里，很自然的，护士佐藤是留守最佳人选。

佐藤是日本北海道人士，毕业于护士专门学校，时年22岁，有丰富的护理经验。佐藤时不时与蒋百里谈心：“忍是大勇者之所为，自杀非勇而系逃避人生责任。人生责任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一切难关，求其理想之实现。你如果不能忍，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胜大任？”

佐藤对蒋百里每天说贴心话，服务周到，加之容貌出众，蒋百里内心受到莫名的触动，便向她说，“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但以后遇到生死难关，没有像这样的人在我身边，谁来提醒我、鼓励我的勇气呢？”

从蒋百里的眼神和话语中佐藤觉察到异样。

病情好转后百里辞去校长之职，在北京的川田医院继续疗养，仍由佐藤担任看护。于是蒋百里开始给佐藤写信，恳请她不要离开身边。佐藤已弄明白蒋百里的真意，但始终不松口。

蒋百里已跌入爱情的漩涡中，他恳请总统袁世凯促成，袁世凯又请日本公使从中说合。总统和公使的出面，使佐藤感到压力很大，她决心摆脱蒋百里的纠缠，让父母设计叫她返回日本。

然而蒋百里左转右绕找到了佐藤日本的家址，开始用信件狂轰滥炸。佐藤直接写信拒绝：“我现在不妨以真情相告。日本女子嫁给中国人有很多的困难，而我必得父母之命，因此难上加难。我已向父母请示过，父母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好青年，何必嫁给一个身带暗伤的中国人。看来事已无望，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话虽这么说，但蒋百里的人品和对她的倾心，佐藤还是动摇了，蒋百里的身影在她心中已挥之不去。

陶菊隐先生对蒋百里的求婚成功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这种放刁撒赖的突击战术，果然摧毁佐藤的最后壁垒，她不得不把此中的经过全盘地端出来，并把密藏着的一叠叠的来信全部掏出来给父母看。父亲读完了一声不吭。母亲最后说：“一个人呱呱坠地时，就把一生的命运带来，你救过他一次，就再救他一次吧！爱情是无国界的，我料他终身不会亏待你，你若舍弃他而嫁别人，此生必耿耿于怀，这对你也是很不利的。”佐藤的父亲向女儿吐露了两句挚爱的天真：“你若是受了委屈，随时可以回国来，我把你应得的一份产业留下来等待你。”

没过多久，佐藤从日本乘船到塘沽，蒋百里春风满面地候在码头上恭迎，在天津德国饭店结婚。佐藤的中西服装早由百里制好，长短合身，可见百里用心周密。

而蒋百里认为这是陶菊隐的生花妙笔。但不管实情如何，蒋百里终于娶到了心上人。又因为佐藤爱梅花，将其改名为左梅。从此左梅认定自己是中国人了。

蒋百里、左梅夫妇与四个女儿。

五、反袁护国，一掬长泪送蔡锷

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蒋百里、蒋尊簋、蔡锷等人都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袁是中国难得的人才，因而梁启超出任了司法部总长。蔡锷明知袁将他从西南调到北京陆军部是调虎离山，也心甘情愿，他们总想拥戴辅袁，使国家走上强盛之路。

蒋百里也一样。从私情上来说，袁世凯对他不薄，大伤初愈，即任命他为总统府军事参议院参议，且每月领取300元大洋，又撮合他追求红颜知己成功，在北京安了小家，让他把身体养护好。

袁很会笼络人心，授予了资望较深的蔡锷为昭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孙武为义威将军。

然而是狐狸总要露出尾巴。

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后，梁启超、蔡锷、蒋尊簋、蒋百里等也转变思路，与袁唱双簧，梁撰文抵制君主制，而蔡与“二蒋”等顺从袁的意志，为袁的君主体制唱赞歌。1915年8月25日，十二位将领以《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进谏，以军衔排序署名，他们是：昭威将军蔡锷、宣威将军蒋尊簋、义威将军孙武、参谋次长唐在礼、陆军次长蒋作宾、陆军中将陆锦、陆军中将贾师范、陆军中将张士钰、陆军少将张一爵、陆军少将姚鸿法、陆军少将蒋方震、陆军少将陈仪。

蒋方震（百里）与蔡锷、蒋尊簋等佯装“劝进”袁世凯采用“君主制”。

其后，蔡锷秘密离开北京，南下反袁。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登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次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公然复辟，促使蔡锷、唐继尧首先在云南宣布独立，打响了反袁护国第一枪，其后贵州、广西也举旗响应，滇、桂、黔、粤、川、湘连成一片，反袁声势为之高涨。在全国一片反对声浪中，袁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命归黄泉。

蔡锷离京时，蒋百里已受袁氏党羽监视，只能在京蛰伏。讨袁战事吃紧，对蒋百里的监视也随之放松。蒋百里见时机已到，于1916年3月离京赴沪，转到广东与梁启超汇合，加入武力反袁大军。蒋百里急于协助蔡锷治理四川军务，于1916年7月赶到成都。

蒋百里不避艰险，与蔡锷共同患难，使病势沉重的蔡锷十分感动，他想把自己四川督军兼省长的职务请蒋百里分担，但蒋百里拒绝了。

他要亲自照护蔡锷到日本治病，9月份从沪起航赴日本福冈。福冈医院医疗水平很高，然蔡锷已病入膏肓，再先进的医术也回天无力。革命元勋黄兴病逝上海的消息传来，又使蔡锷在精神上受到沉重一击。1916年11月，蔡锷撑不住病体折磨驾鹤西去。

蒋百里痛失挚友。他决心亲手操办蔡锷葬礼，请来和尚为蔡锷操度灵魂，又于12月初将蔡锷灵柩护送回上海，然后亲撰《蔡公行状》，描述蔡锷短暂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次年4月，蒋百里汇同湖南都督谭延闿在长沙岳麓山为蔡锷择定长眠之地。

一掬长泪送蔡锷，蒋百里对英雄的崇敬和挚友的深爱，既感染了同侪和子弟，也使全国人民深切感到蔡锷的伟大。

六、军阀坐上宾，庙堂阶下囚

北伐基本成功，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然而在这前后，各派军阀拥兵自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戏一幕一幕上演。蒋百里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尤在吴佩孚、冯玉祥、孙传芳、唐生智的军队中卷得更深。

蒋百里中过秀才，吴佩孚也是秀才出身，多了一份亲近。1925年10月，吴佩孚成立讨伐张作霖的联军总司令部，聘请蒋百里为参谋长，反奉大联盟兵强马壮，蒋百里对讨伐张作霖更是格外卖力。

然而历史的偶然发生，日军直接干涉奉军郭松龄倒戈，枪杀郭松龄，张作霖绝处逢生，央求吴佩孚与其联合，击退共同的死敌冯玉祥。吴佩孚记恨于当年冯玉祥发动兵变使其一败涂地的历史，竟也调转枪口，祭出了“联奉击冯”的大旗。吴佩孚大相径庭的转变，使蒋百里大感失望，于是辞去十四省讨贼联军参谋长一职。

独霸东南五省的孙传芳向蒋百里抛出橄榄枝，邀请他与蒋尊簋为高等军事顾问。孙也是日本士兵学校毕业生，比“二蒋”低三届。孙传芳盘踞东南多年，实力雄厚，既不愿屈就北伐军名下，又不想与奉系为敌，因而派蒋百里、蒋尊簋与蒋介石周旋，《蒋介石日记》对此有不少记录。

孙传芳左右摇摆，又自恃实力雄厚，加之吴佩孚的策动，就不再听从蒋百里让他联合伐奉的劝告，反而屯兵江西与北伐军准备一战。北伐军作战神勇，孙传芳不堪一击。自然，蒋介石对孙传芳军的代表蒋百里、蒋尊簋也心生不满，认为是他们在捣鬼。蒋百里长叹一声：竖子不足与谋也！遂离开孙部。

唐生智是蒋百里的得意门生，雄心勃勃想称霸一方。唐生智两次武力反对蒋介石，蒋百里都参与其中，后以身家性命担保唐不会反蒋。而内心上，蒋百里则希望唐生智反蒋成功，对唐的帮助不遗余力。蒋介石知道蒋百里与唐生智倾心联手，所以当唐生智第二次反蒋失败逃亡国外后，蒋介石便拘留了蒋百里。

先把蒋百里押往西湖蒋庄，然后解到南京三元巷军法看守所关押，与他同监的有大名鼎鼎的居正和邓演达。居正是国民党的老右派，邓演达是国民党的新左派，邓对蒋介石的威胁大，所以蒋介石不久即把邓杀害，而对居正关押一段时间就释放。蒋百里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包括家人和亲朋好友都可探望，蒋百里在狱中谈佛论禅，无性命之忧。

“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矛盾上升，各方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蒋百里的学生陈铭枢其时受蒋介石器重，被任命为京沪卫戌司令。在各方吁请下，蒋介石同意释放蒋百里。1931年12月3日，《申报》巧妙地刊登蒋百里由陈铭枢力保来沪的消息。在重获自由之日，蒋百里把狱中手抄长幅心经赠送给陈铭枢，以示对拯救他出狱的谢忱。

七、鞠躬尽瘁，想不到的万丈波澜

蒋介石已知中日必有一战，他想到文武皆备的蒋百里。在抗日的大目标下，两人尽释前嫌，为谋抗日大计走到一起。

蒋介石派蒋百里去德、意、英、法等国考察军事，冠他为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3月，蒋百里挈妇将雏，与驻法大使顾维钧、驻意大使刘文岛从上海登船远航。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国家，会见了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德国国防部长布隆堡等要人。他此行的最大任务是学习先进国家的全国军事民事一体化的总动员法，回国后写成《总动员之意义及其实施办法纲要之说明》，并在庐山军官训练班上讲解，让广大官兵充分认识到现代战争的精要所在。

1936年12月蒋百里西安归来在上海家中。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获悉蒋百里已归国，电令他飞赴西安，他要急于听取蒋百里在欧洲考察的成果，不想碰到张学良、杨虎城发起的“西安事变”，蒋百里也成为张杨的阶下之囚。在这场危机解决中，蒋百里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但陶菊隐作了过度渲染，使蒋百里的历史形象反而受损，此暂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蒋百里有了更大用武之地，他与国家聘请的财政顾问史丹法尼商讨现时中国的财政对策，因为现代战争绝非限于军事行动，也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1937年8月蒋百里再赴欧洲，寻求军事外交支持，然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德、意、日三国轴心正在形成，对蒋百里十分冷淡。

蒋百里返回国内时，日军气焰甚盛，上海、南京、南昌先后失守，武汉重镇也岌岌可危。蒋百里以笔为枪，反复强调，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同他（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1938年8月起，他的名作《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引起轰动。蒋百里从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风俗习惯剖析了日本国情，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加速了他的灭亡。蒋百里掷地有声：“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道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为使蒋百里的文韬武略有用武之地，蒋介石辞任原兼陆军大学校长之职。蒋百里知道蒋介石的特点，凡军校校长都是自己兼任，由教育长操持校务。因而仅表示愿出任教育长之职。但蒋介石执意要蒋百里直接长校，后来双方各退一步，委任蒋百里为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1938年9月接到任命后，从武汉马不停蹄赶到长沙，在长沙为陆大第三期举行毕业典礼，邀请冯玉祥出席并发表抗日讲话。

当学校师生向遵义进发时，蒋百里转道东安看望唐生智，唐因南京保卫战惨败，压力巨大，在老家调适身心。一路向遵义时在桂林见了黄旭初、冯玉祥、张宗祥，又应广西省政府邀请，作了抗战演讲。到达广西宜山时与西迁的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商量陆大与浙大合作办学，以求加强现代国防教育。

其时蒋百里身体非常虚弱，夫人左梅让他在宜山多住几天再赴遵义，可蒋百里执意动身。万万没有料到，1938年11月4日晚蒋百里突发心脏病骤然去世。

蒋介石闻百里去世，顿有痛失栋梁之感，致电广西省政府隆重安葬，并派特使到宜山主持葬礼。12月28日，国民政府在重庆为蒋百里举行隆重公祭大会，蒋介石、孔祥熙、居正、戴季陶、何应钦、陈立夫、陈诚、吴稚辉，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各界名流500多人出席。由蒋介石现场主祭并宣读祭文，可谓备极哀荣。次年3月，国民政府追赠蒋百里为上将，并颁发丧葬费和抚恤金。

想不到十年以后，冯玉祥在香港和上海出版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文中借用陆军大学周先生的话：“在宜山蒋百里住在他们楼上，他住在楼下。百里回来还能说话，他的日本太太要给他打针，蒋百里说等医生来再打。这位日本太太说，先打针好。结果日本太太替他打了针，就再也不能说话，没两天就故去了。”他的日本太太说：“你爱你的国，我爱我的国。”

由于冯玉祥书是内部出版，看到的人极少，因而在当时没有反响。

蒋百里好友张宗祥《蒋方震小传》首页。

1966年3月香港出版的《春秋》杂志，刊登了黄旭初《蒋百里暴逝宜山疑案》一文，重复了冯玉祥的说法。引起蒋百里子女和亲属的愤慨，他们迅速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文章，四女儿蒋华发表七点声明：“（1）家母决定与先父结婚时，在日祭告祖先：“佐藤已经死去，其本人现为一中国妇人，因仰慕蒋将军及热爱中国而嫁至蒋氏。”（2）家母个性坚强，遇到困难，均未见其落泪，平素教育儿女，命吾等姊妹应有坚强性格。（3）吾等姊妹自幼至中学时代均受中国教育，少年时代不知家母为日人。而家母从未施予日式教育，灌输日本历史文化思想及生活习惯，也从不带吾等姊妹到日本游玩，故吾等姊妹均不懂日本话，也无日式生活习惯。（4）家母继先父遗志，为子女教育需精通另一国语文及知识，故于抗战期间将我及二姐送美攻读，三姐在德国留学，五妹于抗战前曾在德国读书，随同先父回国，所以在四川陪侍家母。（5）在桂林时，先父两肩经常疼痛，经检查身体，据医生告称，此为心脏病之预兆，当时遵医嘱，不得吸烟及饮酒，并需充分休息。（6）家母如有加害先父,应于事后即赴上海陷区，或赴日本，何以自愿留在后方吃苦。（7）将来传记文学社印先父全集时，请注意并表扬家母的爱国精神。”

蒋百里侄儿蒋复璁在同期《传记文学》上发表《先百里叔逝世追记》指出：“先叔与家婶鸿案相庄，情好弥笃，家婶随侍在先叔之侧，如要加害，何时不可，何必要在宜山，在众目昭彰之下，打针加害？先叔故后，何以不回上海？一切猜测，都因先叔病起仓促，不知其心脏病由来已久，也是那一个时候，对心脏病了解不深，致有误会。我侍先叔二十余年，于先叔生活及家婶为人知之甚深，所以将逝世情形追记，以告一切关心者。”

蒋百里三女蒋英与钱学森及儿女在美国。

继蒋百里为陆大校长，也是蒋百里的亲密学生万耀煌撰文澄清：“百里师之爱国家爱民族，国人皆能知之，而不知左梅夫人因百里师之所爱而爱之，其热爱中国，爱丈夫，爱女儿，并不较之任何一个中国的贤妻良母，有所逊色。”“左梅夫人对百里师之生活起居，照料得无微不至，百里师忧国伤神，体气素弱。在宜山病逝前，早有许多征候，左梅夫人虽常婉言请百里师珍重，惟百里师以国事为重，经常力疾从公，在宜山病逝前，尚与浙大教务长张晓峰及陆大教育长周亚卫两位长谈，当晚突以‘心脏麻痹症’病逝于医药缺乏、交通不便之偏僻小县，实中国军事上莫大之损失。当时为百里师看病的浙大校医曾说：‘蒋先生患的心脏麻痹症，我早来也救不了他。’以当时医药设备及环境，虽和缓复生，也必束手无策，当年绝无一人对百里师之死因有所怀疑，卅年后，而有不明当时实况，又不在当地者，居然有此异议，余不知其用心何在？虽已有师妹蒋华女士及慰堂先生为之声明，而门人健在者，岂能默而不言？须知百里师母是爱中国而恨日本军阀的，就其于归百里师后之身教言教家教，均足击破任何谬论。”

显然，这些无稽之谈如肥皂泡影，丝毫无损于蒋百里为抗日事业鞠躬尽瘁、名垂青史的伟大英名。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蒋百里先生文集》、陶菊隐《蒋百里传》、陶菊隐《狷介与风流——蒋百里传》、张学继《从幕僚到战略家：蒋百里》、杜继东《蒋百里传》、陈侃章《蒋尊簋的风云人生》《民国高级将领列传》《浙江文史集萃·政治军事卷》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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